在我年轻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在床上用竹竿捅下B52，这时我常常会面临选择困难：
到底是该和莎朗·斯通卿卿我我，还是要找麦当娜共度良宵呢？
毕竟年轻时的我是很“专一”的，只要一想起莎朗斯通在电影《本能》里，那两条又白又长的美腿，坐在板凳上快速切换的样子，我的血流速度，就能直追奥林匹克冠军。
但我又担心，万一我这种想法让麦当娜知道了，惹她生气又该怎么办呢？
当时的我，太喜欢她那双迷人的眼睛，更喜欢听她那动人的歌声，最重要的是，她在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，她对两岸三通毫不介意，会主动开放金门和花莲，这让我更是想入非非。
如果我的这两位“夜航飞行员”，为了我争风吃醋的话，那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该疼她们谁呢？
所以当好莱坞影业和迪士尼集团，决定请麦当娜担任主角，饰演阿根廷人的国母，贝隆夫人的时候，整个阿根廷都给气炸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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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知道在阿根廷左派的眼里，伊娃·贝隆就是圣母下凡，是人间最纯洁的天使，也是大爱无疆的象征。
即便在阿根廷右派的眼里，伊娃·贝隆虽然被他那个诡计多端的老公利用，成为了他拉选票的工具，但她本人的心还是善良的，人品也是无可挑剔的。
而如今，曾经执导过《鸟人》和《午夜快车》的英国著名导演艾伦·帕克，一口咬定，只有麦当娜最符合贝隆夫人的气质，这让阿根廷人更是怒火中烧。
英国人在马岛打败了我们，这个国仇还没有报，如今还要让一个“荡妇”来演我们的国母，把我们的脸放在地上摩擦，又添新恨，这真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所以这部电影，在阿根廷差点被禁止上映，即使后来被解禁，也遭到了绝大多数阿根廷人的自觉抵制。
虽然贝隆夫妇在阿根廷人眼里，是爱恨交织，冰火五重天，但是在政治和经济学研究领域，对他俩的看法却很一致——典型的“民粹”主义政客。
阿根廷由盛到衰的关键转折，就是他俩造成的！
这个锅如今看起来，被扣得严丝合缝，它的逻辑是这样的：
40年代末，贝隆通过选举上台之后，为了讨好选民，大搞杀鸡取卵的福利政策，最终造成了鸡飞蛋打，引发了军人干政，让阿根廷从此在暴虐的军人政府和腐败的民选政府之间交替摇摆，彻底失去了宪政基础，最终走向了今天这条死路。
但这是事实吗？
过去我也很相信这种说法，但如今我找到了更接近真相的原因，所以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上述说法纯属扯淡。
我们还是要把故事拉回到1929年，这一年爆发了经济大萧条，阿根廷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前十个国家之一，也在这场危机中受到了重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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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的阿根廷，早就不是像电视剧《狂飙》里，高启强和大嫂这样，只会打打杀杀的黑社会们掌舵了，而是由那些穿着西服，打着领带，吃着牛排，喝着红酒，在牛津剑桥留学回来的小高启强们指点江山了。
这些有知识，有文化，熟知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小高启强们，马上就从这场危机中领悟出了一个道理，纯粹的农业和资源型出口国家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注定是要受剥削和被压迫的。
即便他们能富得了一时，也富不了长久，只有工业化才是唯一的出路。
这个想法是如此高明，以至于所有的人，都觉得他们找到了宇宙的终极真理，阿根廷不愧是欧洲之外，和美国一样并列的灯塔。
一个曾经担任过阿根廷财政部长，中央央行行长，联合国贸发会首任秘书长的著名经济学家，阿根廷人劳尔·普雷维什，把这个发现完善成了一个学说，这就是著名的“中心－边缘”理论，也叫“依附”理论。
这个学说“完美”地解释了，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：
“全球南方”国家出口农作物和原材料，西方国家出口工业制品。
但是由于农作物和原材料没有技术壁垒，绝大多数品类也不是稀缺资源，所以“全球南方”国家没有定价权，只能低价贱卖自己的产品。
相反，能够制造工业用品的西方发达国家，由于产品的门槛更高，因此掌握了定价权，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。
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贸易现象，西方国家可以压低价格进口原材料，然后抬高价格出售工业品。这样财富就会慢慢地集中到西方国家的手里，而“全球南方”国家就会因此变得越来越穷。
这就是著名的“普雷维什-辛格假说”，它被认为完美地解释了，我们这个世界最底层的经济运行逻辑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。
后来这个学说，被主席同志进一步完善发展成了三个世界理论：
第一世界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。
第二世界是西欧和日本。
第三世界就是广大的亚非拉。
按照这套理论的逻辑，中国在政治上要依靠第三世界国家，团结第二世界国家，反对超级大国。
在经济上要不惜代价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自身的工业化，摆脱处于第三世界的困境。
最好能够三年超英，五年赶美，搞工业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
所以无论是二战后的阿根廷，还是1949年后的中国，都把大炼钢铁作为了自己的基本国策。
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，如何才能快速变成一个工业国家呢？
马克思说过，资本主义的早期积累，必须通过剥夺农业的“剩余”价值实现，就像英国的“圈地运动”那样。
而苏联经济学家叶夫根尼·普任奥布拉任斯基，对这个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扩展，他在1926年写出的《新经济学》一书中，明确提出了在一国之内，也可以利用把工业品卖得很贵，把农业品价格压得很低的办法，为工业筹集资金，后来这就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基础。
那既然前方已经有“灯塔”指路，在后面紧跟的阿根廷经济学“大师”劳尔·普雷维什，很轻松地就总结出了如何把一个农业国家，快速转变成工业化国家的“正确”路径：
用最大的限度去压榨农民，把挣到的资金用于购买机器，修建工厂，再通过高关税政策，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，等到闭门造车成功之后，再用工业的利润，去弥补过去农民的损失，最后让整个国家，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最终变成超级大国。
他的这套学说，“清晰简单”，而且还有“成功”的实例，马上就受到了全球南方所有国家的追捧：
包括印度，墨西哥，阿根廷，捷克斯洛伐克，波兰，坦桑尼亚，埃塞俄比亚……等等在内的诸多国家，立刻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。
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，步子迈得最大，执行这条路线最彻底的，就是中国，同时也是摔得最狠的国家。
建国之后，为什么我们急着要搞人民公社，要搞大跃进？
其实都是急着为发展工业筹措资金！
你以为那些在山沟沟里打了一辈子游击的老革命，会不知道“亩产万斤”是纯粹的谎言呀？！
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故意纵容这种说法呢？
因为这样就可以征收更多的公粮！
他们坚信有了更多的公粮，就可以向苏联购买更多的机器，有了更多的机器，就会更快地实现工业化，然后反过来再用工业化后生产出来的化肥和拖拉机，让农业的产量又迅速翻倍。
所以让农民同志先受点苦，就是为了将来吃更多的糖。
他们坚信，这是以最快的速度赶英超美，唯一正确的姿势，即便是眼前付出一些代价，那也是为了整个民族的未来。
他们的心绝对是好的，只是因为既没有经验，又没有控制好节奏，最后把代价搞得太大了一点。
假如他们当初知道，普雷维什的这套理论完全是错误的，他们绝对不会去搞大跃进和大炼钢铁。
普雷维什的这套工业化理论居然是错的？
我相信不仅仅当初的人绝不相信，就是今天的很多人也很难理解，但这确实是一个事实。
一个残酷的现实是，在西方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，建立全球市场之后，此后纯粹的农业国家，再靠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，是没有办法完成工业化转型的。
此后所有能侥幸踏入工业化大门的国家，都是因为抓住了两个机遇，第一是发达国家主动转移低端产业，第二是被接纳进了全球市场，建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。
整个二战之后，在全球所有的南方国家中，只有中国大陆，韩国，台湾地区和新加坡，侥幸完成了全面工业化转型，泰国，马来西亚和越南完成了部分转型，剩下的几乎全部失败，包括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，其实也是彻底失败了。
因为当时中国拥有的工业，就像如今印度和拉美地区的工业一样，一旦离开了高关税保护，立刻就会被外国企业打垮。
我们一家都是老军工，我对此的感受极为深刻：
80年代末的时候，我已经上大学，有一次晚上下大雨，我就去给正在加班的父亲送雨伞，然后就顺便观摩了一下，他们正在为红旗2号导弹发射架，进行的电气化改造设计。
当我看到他们图纸上，那些密密麻麻的继电器和电子管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开始指点他们，这里应该用三极管做个功放电路，那里应该用二极管搞个整流……
然后引发了一个老工程师对我的批评，认为我太不谦虚，当时年轻气盛的我很不服气，回怼了他一句，50年代你们就引进萨姆2了，现在都80年代末了，你们居然还没折腾清楚，人家美国人都在用爱国者了，俄罗斯人都在用S300了，别人都在用相控阵了，你们连一个无线电指令都还没研究透彻，居然还在用电子管和继电器……
然后我就被我爸一脚踹了出去！
没想到这个就连我都看不起的水平，那年还让他们拿了个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在改革开放之前，甚至在90年代之前，绝大多数国有企业，不仅仅技术还停留在当初苏联人给我们的水平，而且在管理上极端混乱和低效。
不论是我曾经住过的242厂，161厂还是后来的132厂，也就是今天造歼-20的成飞，当时还叫峨眉机械厂，都是可以随便地进出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和同学们经常扛着工字牌气枪，穿过132厂的总装车间，在机场上打鸟，根本就没人管。
事实上一直到90年初的时候，132厂还在折腾60年代初引进的米格-21，如果不是因为英国马可尼公司的技术，我们连全天候的歼七3都造不出来，就和今天的印度航空工业是一模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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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到了1978年的时候，中国搞得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，不仅仅工业亏本，农业也几乎被折腾完蛋了，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。
除了“两弹一星”这种不需要进入市场竞争的产品之外，中国的整个工业体系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拿得出手，也没有一个产品能经得起国际竞争。
所以老国企基本上都在90年代末，要么死掉了，要么转型了，职工也基本都下岗了，即便是那些被保留下来的，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，早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底子了。
我们今天的所有成功，都是改革开放后带来的。
普雷维什这套理论最大的错误，就是他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一个完全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，要想自力更生实现工业化的话，那你就要独自走完别人走过的所有的路，这个成本是不可接受的，大到了惊人的程度。
不论你再怎么压榨农业，甚至为此付出了几千万人的代价，你依然支付不了这个成本。
中国后来能够成功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也是老天爷开眼，那是别人自愿把你教会的，我们今天的成功，是站在以前那些外资企业的肩上实现的。
工业化的壁垒是很高很高的，不是你有钱有决心就能做得到的，很大程度上是需要靠点运气的。
普雷维什犯的另一个大错误，就是他错误理解了苏联的成功。
他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，在一战前，沙俄就能造飞机，造军舰，造大炮了，虽然产品质量次一点，但是工业体系早已经齐全了。
要知道列宁和斯大林，是带着由工人阶级为主的红军，打败了由农民和地主组成的白匪，所以工人阶级的数量在俄国，已经是非常庞大的了。
因此苏联只是需要一笔启动资金，就可以恢复和扩大过去的工业生产。
但无论是中国还是阿根廷，以前都是农业社会，是没有工业底子的。
因此斯大林饿死几百万乌克兰农民是有效的，苏联不但恢复了工业生产，然后经济迅速就起飞了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这个底子。
但是对其他国家来说，哪怕付出更高的代价，依然不能让工业起飞，因为你要付的成本还远远不止于此。
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，不能让任何一个农业国家，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工业化转型。
而阿根廷就犯了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样的错，他们也想通过勒紧农民伯伯的裤腰带，向他们征收高额的税收，用这笔钱来发展工业。
他们为这种行为取了一个名字，叫作替代工业。
但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做不到一样，他们也做不到。
因为不是你买了机器和设备，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有竞争力的。
成本下不来，你就竞争不过外国产品，就需要高关税保护，需要靠补贴生存，这就造成国家必须更加努力地去压榨农民伯伯，直到把农业也搞崩溃了。
阿根廷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一样，都是摔在了同一个坑里。
这个结论是不是有点反常识？
如果你觉得这个结论够震撼的话，那接下来我再告诉你一个更震撼的事实：
合理的福利制度，不仅仅搞不垮一个国家，还是一个国家能持续发展的基石。
因为新西兰也干了这件事，看过我们前一篇文章的都知道，新西兰和阿根廷在30年代之前，采用了完全相同的经济模式，都是欧洲的食品加工厂，都是世界上排名前20以内的发达国家。
双方是在30年代初才开始分道扬镳的，因为阿根廷转型去搞工业化了，而新西兰还在坚持养牛养羊。
就在和贝隆夫妇掌权的同一个时期，新西兰也在大搞福利社会，其规模和深入程度，远远超过了阿根廷，但为什么新西兰没有搞死自己呢？
因为新西兰没有搞替代工业，没有把卖牛卖羊的钱，浪费在工业化这个无底洞里。
而且也正因为没有搞工业化，自然也就不需要拼命地压榨农民，这就保证了农业持续稳定的健康发展。
你一定要明白一个概念，福利社会只是一种改变收入分配的方式，它不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，只要你有正当的资金来源，不搞杀鸡取卵的话，那其实它对任何一个国家，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
因为适当地缩小贫富差距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，这就是新西兰为什么没有发生军人独裁的关键原因。
除了新西兰之外，挪威和澳大利亚也在同一时期，完成了福利社会建设，这两个国家也是初级资源的出口国，当然他们的情况要比新西兰和阿根廷更好一点，除了鱼肉和牛羊肉之外，他们一个有石油，一个有铁矿石。
所有这些例子都可以证明，不是“民粹主义”搞垮了阿根廷，而是一场错误的投资弄死了阿根廷。
这就像我们常见的一个社会现象，一个好吃懒做的富二代，通常能平稳地度过一生，一个积极进取，热衷于创业投资的富二代，往往会半路破产。
所以让阿根廷从发达国家掉落到第三世界的这口锅，不应该完全由贝隆夫妇来背，至少普雷维什也得扛一半，因为在贝隆上台之前，发展替代工业，就已经是阿根廷的国策，并且坚持了十多年了。
这个雷是普雷维什埋下的，只是到了贝隆执政后期才爆炸了而已。
贝隆只是没发现，他走的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
所以“拉普拉塔昼盲症”这个病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分不清真正的因果关系。
阿根廷此后折腾来折腾去，只知道自己不但挣不到钱，还在浑身流血，但为什么会流血，却没有一个阿根廷政治家，真正地搞清楚过。
而现任阿根廷总统米莱抱个电锯，想用切掉四肢的办法为阿根廷止血，那只会更快的送走自己。
因为他最推崇的自由市场政策，并不适合此时此刻的阿根廷。
作为一种游戏规则，自由市场本身不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，而且它还是强者的天堂，弱者的地狱。
如今的阿根廷，在工业产品上无法和中国竞争，在农业产品上无法和美国巴西竞争，在畜牧业产品上比不过新西兰和澳大利亚，请问你光喊着要自由市场经济，你让这些狼都进入你家里，你拿什么和他们竞争？
阿根廷政治最让人绝望的一点，就是他们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民众一样的无知，一会儿被这个成功学大师忽悠，一会儿被那个投资基金诈骗，简直就是行走着的韭菜。
作为一个最好的对比，新西兰就和阿根廷截然相反，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战略定力，他们不会因为别人说造芯片挣钱，就不去养牛放羊了。
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根本就造不了芯片。
更何况并不是只有工业产品能卖高价，农业产品一样能够创造刚需。
新西兰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赛道，它的婴幼儿奶粉，那就是全世界的刚需，特别是在中国，如今已经是新西兰最大的海外市场。
所以虽然中国用工业品赚了新西兰的钱，但新西兰又用奶粉和农产品把它赚了回去，利润甚至比中国的工业品还高，这对普雷维什的中心——边缘理论来说，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所以正确的归因很重要，这就像我们那个女导游，为什么她刚到南美的时候挣不到钱？
因为她的优势就是会中文，所以导游和翻译就是她最好的职业。
但问题是，十多年前的时候，中国绝大多数的第一代创业者还没有退休，而且他们也才刚刚出门看世界，因此来南美的人很少，所以她当然挣不着钱了。
那现在为什么她一个月内能够接9个团，挣钱都挣得麻木了呢？
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有钱人，已经把世界上其他地区都逛完了，只剩下南美没来过了。
再加上第一代的有钱人，现在都陆陆续续地退休了，因此他们才有时间花二三十天，参加这个团，想来离中国最远的大陆看一看。
所以这才让她现在忙得屁滚尿流。
决定她能不能挣到钱的，是她曾经遥远的那个祖国里，大家的口袋里有没有钱，时间上有没有闲，而和她有没有选票，没有一毛钱关系。
这才是正确的因果关系。
同样，阿根廷也不是毁于福利制度，而是毁于错误的产业政策，发展替代工业，摧毁了阿根廷的经济基础，这才是导致阿根廷破产的真正原因。
所以这个锅不应该完全由贝隆来背，更不应该由贝隆夫人来背，当然也就更赖不到，我年轻时曾经的专职“夜航飞行员”麦当娜了。